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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5
晓贺 肇wrote:
来了就不要匆匆忙忙地走!
Ja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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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2009 生 . 爱 . 死七律 一命由来父母身, 灵机生动在乾坤。 孟春草木赖香土, 大道成功靠雨云。 且借白霜惊燕赵, 又骑午马向昆仑。 但得地火天光在, 愿将爱心给人人。 ——韩元茗 昨晚和王曦干爹、晓路老师吃饭的时候,聊到我工作和女朋友的事儿。听我说完一番话后,干爹问我:“让你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人生,用哪三个字?”我说:“生,爱,死!”干爹非常高兴,他说我能悟出这个道理来就说明我没有选错,并让我坚持“我的青春我做主!”的原则。 生,一个人生命的开始;死,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两者都是人生的一瞬间。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爱。大爱无疆! 上面那首七律是干爹朋友作的,这是他刚来北京发展事业时对自己的警铭。昨天干爹把它送给我,我将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愿将爱心给人人! 4/2/2009 有感而发不久前曾经在网上无意得知陆川的《南京!南京!》将要首映,心里还在想:怎么连陆川都去拍选题这么俗气的电影了。 知道陆川源于他的《可可西里》、《寻枪》,当时自己刚开始做电影梦不久。《可可西里》对我的震撼非常强烈,在我印象里的电影,正义一方的主人公永远不会死,即便死也是像董存瑞、王成……那样轰轰烈烈。《可可西里》告诉了我现实的残酷,电影不能完全诗化现实世界。 上午还在修改我们的《无畏英雄》剧本,程总跑来我的办公室,让我读一篇文章,说写得很棒。我打开搜狐,在陆川的Blog里找到了他说的“《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 ”。我一口气把它通片读了下来,心绪始终不能平静,很想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首先,在陆川文章的开头,他谈到了关于电影和中国电影体制的关系,我颇有感受。为了外交部的一个拍摄意见——“对《无畏英雄》的拍摄无不同意意见”,我和干爹加班加点地一天一夜没合眼写完所有剧本。要知道,我们得知外交部要全部完成本这个消息之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递交了一份剧本大纲。估计外交部的负责人当时都没怎么看,直到我们催促时才告诉我们要完成本,而第二天就是广电总局公示的最后期限。我们的片子是关于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如果早一点给我们公示,也许中俄两国就不会在前几个月发生那么多不愉快事件了。在深知此制度森严的同时,很佩服陆川和他的投资人坚持不懈、执着做事的精神。正如他提到的“贺大姐”(贺龙的女儿)所说:“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是啊,在中国,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但是“贺大姐”还有一句话给陆川着实鼓励不小,在此也借来鼓励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吧!“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在得到鼓励的同时,我又再次陷入深思:为什么中国人都在冷漠地旁观一件他们潜意识也在认可的一件事?陆川说:“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由此可见,当旁观者确信这件事必成必胜的前一刻,他们才会站出来拥护你。这些人无疑会“锦上添花”,但是我更喜欢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卧薪尝胆”。 其次,陆川谈到了《南京!南京!》几版的生成过程,如何剪成最终的版本。在这一点上,我佩服他在与制度真诚交涉的决心,也佩服他谦虚谨慎的为人,更佩服他为了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敢于“六亲不认”的勇气。 再次,通过这段访谈,我更加认为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应该重新站起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说起“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没有错,说明我们爱国、我们有民族自尊心,但是我们记住历史不代表延续仇恨。好多影片都把日本侵略者表现成“粘着仁丹胡的跳梁小丑”,观众觉得很过瘾,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当时我们中华民族居然让这群小丑侵略、奴役了八年,我们实在是侮辱自己。我觉得陆川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他说:“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应当正视历史,因为历史是客观的。 再其次,陆川谈到了日本的鼓舞,当他在拍摄现场听到日本鼓手敲了四分钟鼓之后说觉得,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这也让我想到了当年参加拍摄“第四届莫斯科国际茶叶咖啡节”的情景:红场南端的大舞台上,当身着日本民族服装的演员们击起鼓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这个节目之前是几名中国姑娘跳的芭蕾,虽然她们每一个动作很规范且标准,但是和这种民族沉淀多年的艺术比起来,它显得是那样的轻飘飘。我始终在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祖先的东西在别的国家继承发扬得这么好?为了迎合好多家长的需求,现在好多幼儿园都推出学外语的招牌,我看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自己没实现的理想干嘛强加于下一代?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汉学院在美国,最好的汉学家在日本。我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教授拿出一年半的时间在哲学课上讲孔子、老子、《易经》……中国古典哲学,其他国家的哲学大师却只用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来讲。我们总在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可民族性到底在哪能体现? 最后,陆川谈到了敬业和人性。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提到要“弃医从文”的一个原因。他当时在日本学医时看到的一个电影资料片:一群冷漠的中国人看着被日本人枪杀的给俄国人当间谍的同胞后的反应。陆川说:“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日本演员)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我们的印象里老觉得日本人很变态、很猥琐,相比之下,在这点上谁更猥琐、变态?我在这里并非突出强调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我也是中国人,更愿意让外国人看到自己和自己同胞自强、自尊、自信的一面。我认为一个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作品里宣扬主流价值观、客观地评价历史,并用这样的作品引领大众的精神消费方向。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我把这个观点写出来自勉并与其他文艺同行共勉! 3/28/2009 父亲周日要去妈妈的老家给姥爷姥姥填坟,所以晚上从北京赶回唐山。到家已是深夜,父亲早已和衣躺下。我洗漱的声音吵醒父亲,他起来问了我一些公司最近的情况,我不紧不慢地回答着。其实我心里有些不耐烦——公司的情况怎么样,您能帮多大忙啊?父亲见我很冷淡,便怏怏睡去。 洗完澡,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睡下。打开灯,我的床铺父亲以帮我铺好(母亲出差了,还没回来),新换的被套散发着柔顺剂的芳香。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一个严父对儿子的感情一下子细腻起来,那滋味是多年来儿子对其的敬畏、自己的委屈、抱怨……一切感受的混合体,仿佛吃芥末一下子被窜到了一样。我感到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 前不久我们的片子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的公示,我在父亲打来的电话里无意间提到这事,当时他在石家庄出差,一回唐山他就迫不及待地上网搜寻公示表,结果没找到。父亲打来电话问我在哪,由于在改剧本,我没好气地说:“公示就是公示了,跟您有关系吗?”他很委屈地:“……我就是想看看什么是公示。”“自己找吧,我正忙着呢!”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父亲是在关注自己啊!我在网上找到公示网站,给他发了过去。父亲半天也没理我,我忍不住打电话问他是否看到公示。当他拿起电话对我说第一句话时还矜持着“严父的尊严”——干啥啊?我问:“看到了吗?”父亲收起“严父的尊严”:“看到了,挺好……” 我阴历生日的前一天,父亲去北京开会。临出发前给我打电话:“我今天去北京开会!明天你生日,晚上来找我吧!我请你吃饭!”语气十分兴奋。由于要赶剧本,我住在干爹家,离父亲住的地方很远。我淡淡地说:“不用了,我还要赶剧本呢,而且干妈给我包了饺子!”电话另一头的父亲只是一个淡淡的“哦!”,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能想象到他的笑容和兴奋一下子被我的话冲掉。放下电话,我内心一直在挣扎。干爹看出我的想法,给我放假让我去陪父亲吃饭,我答应了之后给父亲拨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今晚能陪他吃饭。电话的另一头,我感到了父亲神采奕奕的笑容…… 七年前我出国留学走的那一天,把我送走后,父亲回到家,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床前,他呆呆地站了一个多小时…… 可在我的记忆视角里,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三岁的时候,我因字写得难看,父亲将我关进壁橱(我从小就惧怕狭小黑暗的空间)。五岁的时候,我因背诗背错一个字,父亲用板凳把我打了一顿。七岁的时候,我因上学迟到,父亲给了我两耳光。十一岁的时候,我骑车把鼻子撞骨折,在渴望父亲安慰的时候,他给了我三脚,把我同学吓呆了……刚才,我钻进暖暖的被窝翻来覆去睡不着,并不是因为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父亲隐约的呼噜声的缘故,而是我的心在被自我谴责和拷问。爸爸,我爱你…… 3/24/2009 莫斯科保卫战最近一直在做关于“卫国战争”题材影片的前期工作。苦熬了5个月,终于在昨天,我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广电总局的网上公示。这就像一支兴奋剂注入我们的体内,回想起为了拿到它,干爹、程总、刘总、吕哥和我,以及已离开我们这个团队的李老师、董老师、李龙……为此付出太多太多了。在所有人中我觉得干爹是最想说些什么的,我能从他闪动的眼神中看出太多故事。为了促成这部宏片,他已经连续苦熬奋斗了三年,可昨天他却一句话也没说。看着他的神情我心里很难受,进而之前的亢奋一扫而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只经历短时间的辛苦就有些自怨自艾了,比起干爹三年来的辛苦,自己的那点苦简直九牛一毛。 公示和批文总算是下来了,自己却突然高兴不起来了,接下来的战争更残酷,还有好多场硬仗等着打呢……等所有的剧本完成,估计才能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晚上回到家,给我的X X打电话,从和她的谈话中坚定了我“攻克柏林”的信念和斗志。等“红旗插上国会大厦”那天,你的“战士”会骑着白马回去看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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